【舒立观察】放弃金牌政治 淡出举国体制

2012年08月13日 09:46 来源:《财新周刊》 作者:
不能再把举国体制当做一种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体现而沾沾自喜;体育体制须跟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体步伐

  伦敦奥运会刚落下帷幕,中国健儿争金夺银的激情场面仍然令人回味,“飞人”刘翔折翼“伦敦碗”的悲剧一幕同样使人难忘。

  五味杂陈的伦敦奥运会促使人们反思。即使在比赛期间, “举国体制是与非”已成国内舆论热点。这表明,重新审视这一机制的利弊,及早启动竞技体育领域的改革,已成公众明确期待。

  所谓举国体制,就是借助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有效组织,集中人力、财力、物力,以配置全国竞技体育资源。其目标就是在各类国际重大比赛,特别是奥运会上获得更多奖牌,主要是金牌。这种体制原本是计划体制的产物,但在30多年改革开放中并没有受到实质性触动,反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大大强化。

  应当承认,在体育比赛中获金牌、披国旗、奏国歌,确实令中国人振奋,也有助于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爱国情怀。然而,在承认举国体制这种历史功用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其日益突显的弊端。在国家主义和全能政府理念笼罩下,体育在很大程度上出现异化,其固有的观赏、娱乐功能退居其次,以精英体育推动大众体育发展更无从谈起。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开放,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以平常心看待体育比赛胜负,更多地把运动员看成具体的人,不再视为国家和民族的符号。体育归体育,体育以及运动员身上的光谱更多样、更多彩,因此更有魅力。这种观念上的转变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举国体制逐渐丧失了社会基础。

  举国体制的积极功用显著衰减,其维持成本却在不断增加。

  如同所有计划经济的产物一样,由于不能准确反映成本与收益,长官意志盛行,体育举国体制不可能有效配置资源,只会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和投入产出的低效。尽管中国体育的经济账从来未被算清,一枚奥运金牌的成本估算从六七千万元至数亿元不等,但所费不赀应无疑义。

  举国体制的辩护者们总是金牌不离口,对其经济成本与社会成本则不屑一顾。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有的体育主管官员惯于仅以中央财政拨款来反驳“劳民伤财说”。须知在中国,体育费用主要由地方政府支付。财政部门曾试图核算其总额,终因项目过于庞杂而不了了之。一个“财务软约束”的体制是注定运行不下去的;对于“惟金牌论”,纳税人终究会不堪忍受。

  有辩护观点称,反对举国体制是“脱离具体的时代背景和条件”;甚至认为主张体育改革是尊崇“洋教条”。其实,竭力维持过时的体制,才脱离了改革开放走到今天的具体时代背景和条件。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早已形成,政府主导型体育管理体制必须转变,引入多种主体才能给中国体育带来蓬勃发展的局面。顽固地信奉旧的发展观,显然无视中国社会的进步。把举国体制武断地当作一种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沾沾自喜,指斥先进国家运行有效的管理体制,这种封闭思维折射的恰恰是陈旧的教条主义。

  淡化并逐步放弃举国体制势在必行。改革是个长过程,启动越早越好。北京奥运会闭幕后原本是最佳时期,但四年来并无改革行动,令人遗憾。种种顾虑中最主要的是“金牌之忧”。由于传统惯性和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夸大,金牌被赋予巨大的政治功能,甚至潜在地被视为执政基础。这种错误定位引致对改革成本的误判,阻碍了体育改革的推进。

  改革开放及其带来的经济成果,已经使中国人真正站立起来,民族自豪感不会因几块奖牌的得失而起落。在北京奥运会中国手握51金之后,国人金牌激情急剧释放。就连举国体制的赞美者都承认,不少人对伦敦奥运会上的中国金牌数并不关心。这与往昔形成巨大反差。可以说,当前启动改革万事俱备,最需要的是决断。

  体育领域改革的核心任务,是廓清政府、社会、市场、家庭个人的界限和功能,政府要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有所为者,重点是加大对群众性体育运动设施的投入,大力增强全民身体素质,强化青少年义务教育阶段的体育教育。在竞技性体育中,则应逐步缩小举国体制的范围,把更多事务交给社会、市场和个人,最终,推动竞技性体育走上市场引导的社会化、职业化、产业化之路。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明春召开,政府机构改革将再次启动,1998年受阻的政府体育部门职能转型应当提上议事日程。和许多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体育改革的重心也应当是让渡权力,放开管制。让中国从今天的“金牌大国”成为真正的体育强国,这一步是一定要跨出去的。

(本文为2012年8月13日出版的财新《新世纪》周刊第32期社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