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料辈中称祭酒

2016年05月05日 20:24 来源:财新网 作者:文|杨兆凯
杨鸿勋(1931-2016)建筑史学家、建筑考古学家

  文|杨兆凯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建筑考古方向博士研究生

  2016年4月18日晨,得知杨鸿勋先生于昨夜去世的消息,一时竟手足无措,枯坐惶惶然。此距离我博士论文选定中国新石器时代建筑研究的方向不过才两周多,《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的读书报告也才刚刚撰成,自认为对先生的学说终于有了初步的理解。若能再访先生,将自己对中国建筑考古的观察和思考和盘托出,聆听先生评批,洵为美事。稍一迟滞,竟阴阳悬隔,不胜懊恼。

  杨先生的去世在建筑学界尤其是建筑史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他介入世界的果敢、担当和锋利给学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是赞成他的还是反对他的,都不得不承认其敏锐与丰产。将星陨落,学林一时黯然,举目再看,会发现:他的一些创见,早已成为妇孺皆知的“常识”,并成为中国社会记忆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他搭建的学科框架,也已是建筑考古与建筑史学无法绕开的重要关节;在推动中国考古学与建筑史学学科交叉的尝试中,他更可以说是一位坚定的独行者,屡败屡战,矢志不渝。这些都是杨鸿勋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4月23日是杨鸿勋先生的追悼会,经师门商议,敬挽一联:“建华夏极栋学传中西;立万世崇墉道贯古今”,化用《尚书•洪范》和《论语•子张》之典,表达对杨鸿勋先生道德学问的景仰——事实上,“栋”和“墉”,一木一土,也是先生学说中的重要纲目。

  回顾他的一生,杨鸿勋于1931年12月生,1955年清华大学建筑学系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与清华大学合办的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任职,成为梁思成先生助手。该室改属建筑科学研究院后,任园林研究组组长。这段经历促成了杨氏《中国园林论》的写作,他的“园林论”不同于传统的“园林志”模式,开辟了其重视理论、以论带史的学术风格。

  1973年是杨鸿勋生平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他在夏鼐支持下,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属社科院)从事建筑考古研究工作,由此开启其研究中国早期建筑之门。一时如鱼得水,他连续就仰韶文化居址、河姆渡干栏建筑遗迹、盘龙城商代宫殿和战国中山王陵等关系早期建筑发展的重大发现进行复原与探索,奠定了其建筑考古的学术范式。也正因如此,他一生极感戴夏鼐的知遇之恩,每每念及。

  杨鸿勋对早期中国建筑发展的探索背后有着深切的关怀:中华文明从孕育到成熟,建筑作为重要的物质载体,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或者反过来,在中华文明影响之下,建筑走上了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凭借自己的文化自觉,他穷其一生描绘了华夏宫殿本位的建筑发展叙事,这其中的核心正是“礼”。如果说宋《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反映了中华帝国后期建筑技艺的最新发展,那么成书于战国秦汉之际的《考工记》则是关于早期中国建筑的经典文本,以《考工记》为线索,杨鸿勋投身考古,试图利用出土材料揭示从史前仰韶、龙山到夏商周三代宫室演进的内在理路。这一视角或曰方法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传统,从汉儒编订《周礼》以《考工记》附为冬官,到历代王朝由儒生擘画制礼作乐、兴造宫庙,再到训诂名物考订典章的小学、阐幽发微辅国安邦的经学,积淀不可谓不深。近代中西交通背景下的罗王之学和营造学社建筑新学也都在这一古典传统中得到滋养,杨鸿勋自然也不例外,其视野、学力的扩展与王国维、朱启钤等先生的垂范不无关系。

  于是我们得以在杨鸿勋著作中,看到生动的“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形象,以及颇具解释力的“左祖右社”布局和“宗庙”建筑发展史。华夏建筑的发展,自早期起即以大屋顶为显著特征,高挑的屋甍成为最核心的视觉要素,也成为日常譬喻的重要内容。《洪范》中的建立皇极,指涉的就是屋架最高处的栋梁,万民瞩目;谓人“栋梁之材”,其意亦同。杨鸿勋在早期建筑上的开创性研究,大大丰富了与西方建筑成鲜明对照的东方建筑文化资源。

  在积极拓展研究疆域的同时,他也没有忘记维护和形塑中国建筑史学术共同体的使命。在他的持续努力下,1978年组建的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1983年中止),以及1993年继之成立的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有效地团结了学人,推动了学术发展。学会持续出版不定期专辑《建筑历史与理论》,赓续了梁思成及其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的学脉,举办的年会和中国建筑史学国际研讨会则促进了海内外建筑史学的学术交流,提高了中国建筑史学的学术水准。杨鸿勋生前曾长期担任建筑史学分会理事长,其观点和方法在80和90年代活跃的那批中国建筑史学者中影响深远。我师方拥教授即坦承受惠良多,推重先生之学,我与杨先生的几次面对面接触,也是奉师命屡次邀请他来北大讲学促成。

  先生最后一次来北京大学讲学,是2013年11月,他亲自定题为《中国传统建筑再认识》。他认为中国传统营造应该在现代世界中发挥更大价值,从技术、文化到思想等层面,来解决当代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其立足点已经超越了建筑的物质本身。当时先生手术后刚恢复不久,午后我和两位同学到先生昌运宫家中,先生虽清瘦看起来还算矍铄,对我们后辈仍是充满热情。师母忙前忙后,既惶恐而又感受温馨。彼时我初返北大,投入建筑考古一门,希望先生能够就此议题展开报告。他装好烟斗,燃起青烟,询问起北大建筑学研究中心与考古文博学院文物建筑专业近况,一一具禀。先生以为北大人自来胸怀天下,他想讲的题目虽然不是很建筑考古,但足以让同学从世界角度来体认中国传统建筑的成就,而免蹈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旧辙。先生还谈及了自己的宏伟写作计划:一个是撰成《建筑考古学》,确定学科的目标、方法和研究范式等内涵;一个是重写《中国建筑史》,演绎一部有内在演进逻辑的土木建筑发展史,而不像既有建筑史著述详于材料的排比、略于史论的阐发,成一家之言。讲座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教室一换再换,从120人的小教室挪到600人的大讲堂,过道里听众或倚壁或席地,犹有在门外不得入者。此次讲学毕,先生兴致很高,说以后再请他来,可以专讲建筑考古。呜呼,此议再难兑现也。

  在2008年第一次请他来北大讲学时,我还在北大建筑学研究中心读书,正在方老师指导下撰写北大建筑学科史。我知道杨先生是清华建筑1955届,国初院系调整,北大工学院建筑系并入清华建筑系恰在1952年,故先生得亲历其事,因以询问。先生回忆说,那时工学院同学初来,清华生因录取分数较高颇自高傲,但时间稍长,北大同学活泼的气氛感染了他们,遂亲密无间,而原本严肃甚至紧张的风气也为之一变。又因梁思成先生的关系,国初清华建筑重艺术,而北大则是一伙理工科人把持,如朱兆雪、赵东日等先生,被认为重技术,随着两系合并,清华乃兼而有之。

  在撰写此篇纪念文字时,先生的音容笑貌还时时浮现,其气度感之愈切,学问忖之愈深,不胜感恸。忆当年与几位同好发起遗产保护学术论坛C沙龙,以服务建筑、考古和美术诸领域青年突破学科藩篱,切磋砥砺为务,乃禀知先生,先生欢喜并坚决予以支持,我辈自然深受鼓舞,至今不敢辍。

  杨先生乃诤直之人,不知避讳,锋芒所向往往遭人疑忌。其学纲举目张,不免举其大略而疏于辨证,又往往引同仁攻讦。先生以赤诚之心,为国求道证道竟甘受辱。据北大艺术史朱青生教授回忆:日本田中淡先生曾转述杨先生在丽江申遗大会上恳切陈词,希望以丽江世界遗产的示范作用,为中国遗产保护引来更多政府关注,当时的丽江因新造成分太多并不为各国专家认可,杨说一出四座竟违心投票通过。观近二十余年我国遗产保护之成败得失,先生其瞑目乎?

  先生既殁,丰碑厥成,荣辱俱已。彼从一处处考古遗迹出发,在三代匠作中寻觅古礼,不可谓不谨,一如庙堂中诚惶诚恐的礼生。执建筑史学牛耳之后又能求古典营造之荦荦大者,建构“万世一系“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叙述,阐古通今,堪称都料辈中之祭酒。

  所谓宫墙万仞,后之学者,能知先生多少?■